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考特妮·琼格教授与她的著作《母乳主义》（张英杰译，广东人民出版社，2022）。 （资料图/图）

2022年6月24号，美国最高法院正式推翻维持了50年的堕胎权判决案例，女性堕胎权将不再受到联邦层面的保障，而是交由各州政府及议会裁决。这在美国，乃至世界范围内引起了激烈争论。早在1971年，哲学家朱迪斯·贾维斯·汤姆逊就对女性的堕胎权进行过论证。她指出，任何人都无权占有他人的身体及其维持生命的功能，胎儿无权要求母亲贡献自己的身体、牺牲她基本的生活的权利。母亲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是否孕育胎儿。

事实上，孩子与母亲的身体连接并不终结于他或她出世的那一刻，在之后很长的时间里，母亲仍需要给婴儿哺乳。但凡我们见识过处在这一阶段的母亲有多疲惫，有多手忙脚乱，就得承认，哺乳并不比怀孕容易。而这还不是问题的核心。母乳喂养的复杂性在于，每一位母亲都要面对独一无二的情况，做出一系列决定和考量：有没有充足的奶水？要不要给孩子加配方奶粉？该不该选择当全职妈妈？如何兼顾上班和哺乳？如何在职场上克服哺乳期的种种尴尬和不便，以及（更糟的情形下）来自同事的歧视？所有这些困惑，都将牵扯到一个核心问题：女性有没有根据自己的需求做出相应决定的权利？

哺乳主义

多伦多大学政治科学系教授考特妮·琼格在她撰写的《母乳主义》一书中指出，“是否有选择权是许多女性问题的核心，特别是堕胎问题。但出人意料的是，在关于怎么喂养婴儿的讨论中，我们几乎见不到选择的余地。”

琼格写作《母乳主义》的初衷，源于她自己作为女儿及母亲的双重体验。她出生于1965年，当时正是配方奶粉的黄金时代。自从一位药剂师在1867年推出世界上首款商业化的婴儿配方奶粉，配方奶逐渐取代母乳，成为美国富裕阶层母亲的首选。到了20世纪50年代，美国有一半以上的母亲选择了配方奶，她们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甚至认为母乳喂养是一种落后的习俗。琼格自己就是喝配方奶长大的，她母亲从未考虑过母乳喂养——即使琼格对标准配方奶过敏，不得不改喝大豆配方奶，也没有让母亲改变主张。

20世纪六七十年代，配方奶粉公司急速扩张，有公司雇佣女性穿上护士服，去拜访新妈妈，提出各种育儿建议，以此推销奶粉。与此同时，配方奶粉带来的问题也逐渐显现，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母亲无法获得清洁的饮用水，也无法为奶瓶消毒。此外，配方奶粉增加了育儿成本，一些母亲不得不把奶粉冲得过淡，或者把喝不完的配方奶留给孩子下顿再喝。这都导致婴儿营养不良和肠胃炎的发生率明显增高。英国媒体对此进行了调查，他们发现配方奶粉公司在经济欠发达地区进行的商业推广，提高了该地区对奶粉的需求，直接损害了许多婴儿的健康，甚至导致他们死亡。于是，20世纪70年代末，一些发达国家掀起了抵制配方奶粉，倡导母乳喂养的热潮。时间来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母乳喂养夺回了它的主流地位，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国际卫生组织、各国政府、公共舆论都转向支持母乳喂养。一个普遍的观点是：母乳喂养的孩子在身体和心理上更健康。

靠配方奶长大的琼格并没感觉自己哪里不健全，但她成为母亲后，也选择了母乳喂养。一切都不错，她的乳汁充足，孩子非常配合。可是，总有一些围绕哺乳而生的小事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刺痛她：陌生女性对她是否用母乳喂养孩子的狂热窥探，被泌乳衰竭困扰的年轻母亲的内疚哭诉……令琼格震惊的是，时至今日，母乳喂养不仅仅是一种个人选择的婴儿养育方式，它已被全社会视为“一种责任，一种使命，是至高奉献的一种表现，也是衡量一个人道德价值的标准。它不仅是女人可能会做的一件事，更是她所宣扬的信仰”。

在琼格看来，母乳已被赋予了过重的意义，对母乳喂养的倡导有时甚至走向了极端，变成了“哺乳主义”（lactivism），母乳喂养正成为整个社会对母亲的强制要求，甚至成为了一场道德运动以及人格好坏的试金石。

超负荷的母亲

哺乳主义主张母乳是一种液体黄金，也是保障婴儿健康成长和幸福生活的最关键因素。琼格经过调查发现，在美国，政府将母乳喂养视为公共政策问题，而非个人选择，甚至把配方奶粉喂养视为跟抽烟喝酒不安全性行为同等危险的做法，不仅威胁个人健康，也威胁整个美国社会。由美国政府拨款的妇幼营养补助计划（简称WIC）更是对母乳喂养母亲和非母乳喂养母亲实行差别化对待。然而，这种被琼格称为“母乳绑架”的策略，实质是把种种根深蒂固的社会问题和结构性问题转嫁给了一位位势单力薄的母亲。

美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法定带薪产假的发达国家，新手母亲需要把病假和节假日拼在一起，凑出六周的无薪假期；还有30%的职场母亲没办法休产假。与此形成矛盾的是，官方建议母亲完全用母乳喂养婴儿六个月。在这样的困境中，母亲只有两种选择：一是放弃工作和职业，完全围绕着孩子转。这意味着，几年之后她想要再次跻身职场难上加难，只能在经济上越来越依赖丈夫。而且，这一选择的先决条件是她的经济状况有能力支持这种牺牲。第二种选择是继续工作，每天带着沉甸甸的吸奶器上下班，上班期间吸奶两到三次。不是每个公司都能提供安全、隐私的吸奶场所，也不是所有公司和同事都能对哺乳期的女性宽容对待。与此同时，那些被泌乳衰竭困扰的母亲，那些无法承担吸乳成本的母亲，自身处境堪忧，却受WIC惩罚性政策的限制，无法获得足够的食物和补助，让孩子避免营养不良的风险。

在全社会都强调“母乳喂养不是一种个人生活方式，而是一种公共卫生政策”的大前提下，母乳似乎成为了整个美国社会健康运转的基石。但实际情况是，很多母亲受限于个人身体状况，并不适宜母乳喂养。已有确定的研究成果显示，艾滋病通过母乳传播的风险可达29%，患有肝炎、肺结核、癌症的母亲也不应为婴儿哺乳。此外如果母亲正在用药，或者身体中某些重金属含量超标，其母乳都会影响孩子的健康。

而对于那些身体健康的母亲，她们的母乳对孩子身心健康的作用也没有明显大于配方奶粉。权威的医学研究成果显示，母乳对于孩子健康的益处，目前确知的只有四种：预防耳部感染，预防肠道感染，预防呼吸道感染以及预防坏死性小肠结肠炎。而上述这几项益处，在清洁的饮用水唾手可得的地区，所起的效用微乎其微。对于癌症、肥胖症、多动症、心脏病，以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母乳并非灵丹妙药。还有些人认为，母乳喂养可以建立母亲与孩子之间的安全依恋关系，但鉴于目前更多的女性只能借助吸奶器和奶瓶喂养孩子，哺乳问题在潜移默化中演变为泌乳问题，“母亲和孩子靠母乳喂养建立安全型依恋关系”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是一种美好的假设。

再来看看母亲为六个月的母乳喂养所承担的成本。琼格算了这样一笔账：哺乳相关开支、吸奶产生的额外开支超过九百美元，损失的工资最少约为一千美元，而时间成本则高达九百个小时。

这就是个人所背负的哺乳主义的代价。琼格提醒读者注意，重视母乳喂养，认为它能解决棘手的国内政策问题，这实际上是一种把社会福祉当做个人责任的错误倾向。我们不能将养育孩子这件事简单化，认为孩子只要喝足六个月母乳就能一生无忧无虑。母乳无法解决更高层面的问题，它无法替代服务好、地点合适的幼儿园，无法替代产假，无法替代对女性权益的保障，也无法替代便民、平价的医疗服务。

养育身体健康、情绪稳定的孩子的责任，不该完全推卸到已经严重超负荷的母亲们身上。

基于平等的考量

“知道了这些之后，如果一切重来，我还会做出同样的选择吗？”琼格在书里这样问自己。既然知道了母乳的付出与回报难成正比，如果回到初为人母的那一刻，她会怎么做？答案是：她还会选择母乳喂养，只是做法会有所不同。她会承认母乳喂养不是万能的，更不是辟邪的护身符。

哺乳方式只是女性人生中无数选择中的一个。我们必须承认一点，社会对男性和女性的要求存在很大的差异，男性的“成功”是个人化的，而女性的“成功”则与伴侣、子女、家庭紧紧捆绑在一起。这些因素紧密交织，令女性举步维艰，难以抉择。因此，在女性的日常生活当中，几乎每个选择都具有复杂性。对于婚姻、生育、工作，以及哺乳，每一位女性的选择都只有被放在她的人生和处境当中才可以被探讨。因此，《母乳主义》写作主旨并不止于母乳与配方奶孰优孰劣，更重要的是，它探讨了女性自由做出选择以及保障自身福祉的权利的正当性。

澳大利亚伦理学家彼得·辛格曾提出过一个观点：要想保障不同物种的权益，需要的不是同等的对待，而是基于平等的考量。或许，当人类这种高级动物在向内审视时，这个观点也同样适用——不同境况、性别的人们，所需要的不是整齐划一，而是基于平等的考量。这意味着，每一个个体，特别是女性个体，都有根据自己的生存现状去做出选择的权利——结婚、工作、生育、哺乳，皆如此。任何一位女性的理性选择不应被指责和非难，任何人也不应用自己的选择去绑架他人。每一种产生于理性且自由选择下的人生，都为女性世界提供了一种新的样板，一种可以供他人参照的可能。

因此，对于《母乳主义》的读者来说，无论你是否面临哺乳的难题，你完全有权利不被道德和社会舆论所绑架，慎重做出自己的选择。母乳喂养不会决定孩子的人生，更不会为你的人生盖棺定论——

“如果我们列出对孩子的幸福至关重要的一些事物，母乳喂养甚至排不进前十。爱你的孩子，让她知道你爱她，这比母乳喂养重要得多。引导她仰卧入睡，牢牢系好安全带，给她找个好的保姆或日托所，与她交流、倾听她的心声，挣钱养家，确保婴儿床的安全，关注她的成长，帮她建立自信，让她有栖身之多，多多关心她……这些都比母乳喂养更重要。”

刘丹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