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5月13日，宁夏西吉县下堡村村民马玉兰家的一头母牛（左）快要生产了。 （南方周末记者 李玉楼/图）

当记者之后，我关心的第一个选题是草地贪夜蛾。

这是一种来自中美洲的农业害虫。2019年春天，第一批虫子从东南亚飞入中国云南的山间梯田，半年后足迹已达东北三江平原，全国上千万亩玉米歉收，引发了从农业农村部到金融分析机构的广泛注意。

对一个年轻记者而言，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选题，认为自己发现了影响未来的重要变量，将自然生态问题与经济民生议题相交织，涵盖受灾的农民、焦头烂额的官员、面临挑战的研究者、难以预测的分析师——仿佛一次小规模的世界末日。

但最终我没能完成这个选题。

采访了多名农科专家后，我发现没人能说清楚这场灾难的后果，人们的恐惧来自难以预测未来，农业科学高高的专业壁垒也令我望而却步。

经此一役，我对农业选题充满敬畏，但其蕴含的复杂逻辑也持续令我着迷。

2022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时，我梳理发现，几乎每年我都会写一篇有关农业的长篇报道——2019年是猪瘟下的养猪人（相关报道详见《幸存的龙泉山养猪人》），2020年是贫困县的养牛计划（相关报道详见《西海固最后一个贫困县》），2021年是北方秋涝后的山药种植户（相关报道详见《一场洪水淹了“淘金梦”》），今年则是杂交水稻制种县（相关报道详见《一颗种子的人情、市场和秩序》）。

这些故事都在诉说一个道理，在当代中国，丰收不只与勤劳有关，更与市场和风险相连。

逐渐成形的全国市场在讲述着类似的桥段——部分品类的种养殖业在全国范围内聚集，科技和机械的进步带来前所未有的规模效应，完全竞争市场和财富效应吸引了年轻人入局。这些故事里，主人公极少是因懒惰而遭受厄运，大多是本着吃苦赚钱的心态入行。

因此，猪瘟下全军覆没的养猪户心有不甘，黄河滩上被淹没的山药种植户愤愤难平，人们将创业贷款和土地流转默认为勤劳致富的杠杆，却未曾料到梦碎后杠杆的反噬。

贫困县的养牛户和制种县的种子户处境则相对更好一些。他们身处的产业得到当地政府的支持，得益于脱贫攻坚和粮食安全等大政方针，发展这些产业成为地方政府的中心工作之一。

市场的力量也不可小觑。西北畜牧市场和闽赣种业市场都诞生在计划经济运转的裂隙间，跨越行政边界，成为改革年代的繁荣地标，有一套自生的规则和逻辑，用于建立信任、抵抗风险、分担责任和平衡收益。

有一次跟扶贫部门下乡采访，带队的领导打断了村干部冗长的介绍，他说，“你就跟记者们算算账，你们村今年养出了多少只龙虾，老百姓收入多少钱，这才是他们关心的。”

但事实上，我更关心这些小龙虾容不容易死亡，价格波动大不大，这里相较其他产地有什么比较优势。

从引入新产业到农民增收致富之间，要经过三四次“惊险一跃”，在许多地方，千奇百怪的特色产业很适合电视屏幕，但未必适应本土环境。

在多次采访脱贫的旅程中，我习惯于将遇到的贫困地区特产加入购物车。

几年下来，在购物车中还能买到的，大多是那些有多年基础，在帮扶过程中进一步壮大的农产品，而一些来自遥远大陆的珍禽异兽和奇花异果，大多只能在尘封的新闻中一览踪影了。

南方周末记者 李玉楼